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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文稿:私有化药方错在哪里?

2012-09-13

 

 
时间:2012-09-12  原文作者:黄树东
 

  最近,关于私有化的讨论比较多,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笔者认为,对中国而言,私有化这个药方开错了。它不仅解决不了其提倡者希望解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解决不了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即结构性问题。 它无法增加总需求,也不能有效刺激供给,还不利于提高经济的总体效益。

  私有化能为中国带来可持续的增长吗? 

  倡导私有化者所持的一个基本论点是,私有化能够破解中国经济难题,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确,中国经济在中长期内面临许多内在的矛盾,如果不能有效地破解这些矛盾,中国经济增长将持续下滑,甚至带来一定程度的社会经济危机。 但是,私有化并不能破解这个困境。

  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经济面临中长期的增长困境呢?其实就是总需求不足,而且总需求不足在世界经济疲软的时候会变得更加严重。强劲增长的出口曾经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但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甚至在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世界经济将呈结构性疲软,中国的出口增长会面临长期的困难,出口这个引擎不太可能像过去一样强劲地拉动经济增长。中国内需本来一直不足,再加上出口相对疲软,总需求就更加不足。这个总需求不足就是困扰中国经济的原因。要解决中长期增长的问题,必须解决总需求不足的问题。

  私有化回避了总需求不足的问题,而是要求改变所有制,即改变生产组织结构,这实际上是从供给入手来破解中国经济的难题。私有化的赞同者认为,私有化能刺激供给。我们暂时不讨论这种看法是否正确,但在总需求不足的时候,集中注意力去刺激供给,是不是南辕北辙,开错了药方?是不是会导致中国经济更加生产过剩?在总需求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选择刺激供给,这是私有化思潮本身的非理性。由此,我们可以判定,私有化不仅不能为中国带来持续增长,反而会加剧中国经济总需求不足,把中国经济进一步推向不可持续增长的轨道上。

  私有化能解决收入不公和贫富悬殊吗? 

  总需求不足是当今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总量矛盾。那么,这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呢?是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我们讲的总需求是指有效需求,而有效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从总需求不足的结构看,主要是中下层老百姓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所以,总需求不足显然是分配体制导致的。这个总需求不足的总量矛盾,其实就是我们分配体制中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这个矛盾的体现。要解决总需求不足,就必须解决收入不公和贫富悬殊问题。为此,至少要做两件事:一是将分配向中下层老百姓倾斜,将钱放在他们的口袋里,提高他们的支付能力;二是改革社会保障、医疗、住房和教育体制,提高中下层老百姓经济上的安全感,从而提高他们的需求欲望。这两件事共同作用,就能有效地提高中下层老百姓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所以,分配体制改革才是寻求真实和可持续增长的切入点。

  提倡私有化的人回避了调整收入不公和贫富悬殊这个关键问题。不仅如此,有些经济学家还公然违背经济学常识,大力宣称,解决贫富悬殊和收入不公的关键是私有化。这又是一个违背常理的错误命题。私有化究其实质就是财富集中的过程。无论是存量资产的私有化,还是增量资产的私有化,其本身就是把社会资产大规模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种财富集中本身会造成更加严重的贫富悬殊。把财富集中当成解决贫富悬殊的途径,按时下的话讲,不是无理,就是忽悠。

  有些经济学家继续演绎私有化的逻辑。他们说,财富集中以后按要素分配,收入分配就公正了。这明显是错误的。

  只需要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能说明这一问题。张三和李四两个人,张三有一亿资产,李四有10万资产。两者间的贫富悬殊很大。进一步按要素分配,结果是没有悬念的。在收入分配中,张三当然更要拿大头,李四当然更要得小头。这不仅不能解决贫富悬殊,反而导致贫富悬殊更严重。按这个思路进一步搞私有化,岂不是更进一步加剧了贫富悬殊?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逻辑推论,它已被一些企业的私有化所证实。私有化导致职工大量下岗,工资下降,医疗等社会保险大幅度下降,导致贫富悬殊和收入不公更加严重,从而导致总需求不足。所以,私有化必然导致总需求更加不足,使中国经济面临更加严重的增长困境。

  国企私有化能刺激投资吗? 

  私有化的思路是要从刺激供给的角度来解决被总需求不足困扰的中国经济难题。然而国企私有化并不能刺激额外投资,从而达到刺激供给的目的。

  私有化的行为大致可分为两大类:收购国企和替代国企。这两类私有化都不会带来社会总投资的额外增长。我们可以把社会资产分为存量资产(如国企的资产)和增量资产(比如每一年的投资)。私有化也因而包括存量资产的私有化和增量资产的私有化。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存量资产私有化和增量资产的私有化都不会带来社会总投资的额外增长。

  先看存量资产。比如现有国企的资产就是存量资产。国企私有化,其实就是引导私有资本收购国有资产。这个收购过程本身并不带来 “社会总投资” 的增长,反而会通过挤出效应,把私有资本从真正投资领域中吸纳出来,用于收购国有企业。比如,本来可以用于实体投资的100亿私人资本,现在用于收购国有企业,结果可能就是相当于实体投资被挤出了100亿。再看增量资产,即每一年新增加的社会资产。增量资产的私有化,其实就是引导私有资本替代国有企业主导的投资。这个新增投资的私有化过程,就是在国家设立的许多投资项目中,把那些原本规划为国有企业主导的投资,变成私有资本主导的投资;或者从国有企业投资领域或市场里,人为划出一块让私有资本投资进入,这件事同样也不会导致社会总投资的额外增长。比如,本来可以由国企主导投资的100亿,现在变成了私有资本主导投资的100亿。这种“国退民进”的结果,只不过是私有资本的投资替代了政府或国企的投资。显然,这两类私有化不仅恶化了收入不公和贫富悬殊,而且同提倡者的预期相反,也都不能起到有效刺激供给的目的。

  除了这两种私有化以外,其他类别的私有资本的投资,由于不是用于收购国企,或取代政府和国企的投资,是可以带来社会总投资的增长,从而刺激供给的。而这正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优点。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不是私有化,而是两条腿走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有效解决贫富悬殊和收入不公的前提下,坚持这两条腿,坚持多种经济共同发展,才能有效刺激供给,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

  私有化能提高效益吗? 

  前面分析了,私有化既不能解决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又不能有效刺激供给,那么为什么要搞私有化呢?有人讲,私有化能提高效益。这是一个关于公平和效益的争论。在中国面临内需严重不足的今天,居然还有人固执地把公平和效益对立起来,把分蛋糕和做蛋糕对立起来,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为了厘清看法,让我们先看看两个公式:

  GDP=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净出口额

  利润=销售收入-成本

  第一个公式是宏观经济变量的公式。按照经济总量的这种关系,在贫富悬殊和收入不公严重的情况下,公平和效益是一致的。因为,贫富悬殊和收入不公导致总需求不足,从而使GDP的增长率低于其潜在能力,导致经济的低效益。这正是中国经济目前遇到的困难。为了让中国经济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就必须提振内需,增加中下层老百姓的消费支出和政府在公共领域的支出。为此,需要通过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来解决收入不公的问题,比如提高劳动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开征某些税收(比如遗产税、财产税、财产馈赠税)等等。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可能持续增长,才可能减少生产过剩,真正实现高效益。而这些做法,其实就是要通过分配体制的改革,实现一定程度的公平。因此,就破解当今中国经济的难题而言,公平和效益是统一的。当今中国,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益,加大不公平就会加剧整体的低效益。

  第二个公式是微观变量之间的公式。按照这种微观变量,公平和效益是矛盾的。在这个公式里,利润就是微观效益。为了提高效益,就必须降低成本。而工资是最主要的成本。所以,降低工资,加剧收入分配不公会带来高利润,即所谓的效益。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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